今年是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发射成功50周年。近日，总部在成都的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组织并且开展了“铭记第一星，精神永传承”作品征集活动，许多老一辈航天人讲述了亲历的“东方红一号”的幕后往事。

  时隔五十年，84岁的王权维脑海里，一直保留着那段回忆，“当时地面接收站接收到了‘东方红一号’的信号，然后通过广播放出来，最先好像有“咚咚咚”的声音，但我很肯定那是来自天上的声音。”

  当时，34岁的王权维供职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，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运载火箭控制管理系统产品的生产，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。

  1956年初，归国后的钱学森向中央、国务院提出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》。同年，国务院、根据钱学森的建议，成立了导弹、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——航空工业委员会，并任命钱学森为委员。1956年，中国第一个火箭、导弹研究所—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，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。

  1957年3月，即将在北京工业学院速成班学习的王权维，被紧急通知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报到。为了更好地保密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接管了“云岗马列主义学院”旧址作为研制基地。“学院是独立的大门大院，有高墙。对外叫机电研究院，外人一律不准进。”王权维回忆，当时还专门修了一条简易铁轨，将一枚“神秘”的导弹运送到学院，“是前苏联送给我们作教学的，好像是V2样弹，有20多米长。”

  为了搞清楚导弹的结构状况，航天工作人员将导弹解剖研究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导弹及其内部的样子。休息时，这枚庞然大物就立在礼堂旁边，四周被架子围住且铺满席子以遮掩。北京风大，容易吹走席子，露出真身。一经发现，工作人员会立马捡回席子遮好。

  创业初期，对于王权维一样的航天人来说，更多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包括专业相关知识和外语。“我的俄文老师是学材料出身，所以我都跟着学。前苏联来的图纸，就叫我做金属材料的翻译。一个零件，用什么钢、需要多厚的钢板，都得归整总结。”

  1958年初，中国最早仿制的苏联导弹，即中国首款导弹“东风一号”技术准备工作铺开，王权维就负责翻译、汇总俄文控制管理系统所选用的全部金属材料的资料。

  1961年，随着国防工业研制体制的调整，王权维开始从事运载火箭控制管理系统产品生产，从搞导弹研制转为火箭研制。控制管理系统决定着火箭一飞冲天后的方向问题。怎么纠偏？怎么转弯？依靠的是精密细致的计算。

  在研制火箭运行程序配电器中，控制火箭角度和长度变化的凸轮是重点。工作人员大多通过手工操作机床来加工，辅助工具则是手摇计算机。“想要火箭怎么走，走多少度，以丝（1丝=0.01毫米）为单位，就得对角度对应的长度进行计算测量，再打磨相应的部件。”王权维介绍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加工手段逐渐向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转变，不然没法满足凸轮的数字化精度加工要求。

  在上级技术部门的帮助下，作为数字控制机床加工程序编制员的王权维，和同事联系到拥有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的杭州市计算机研究所。“每天我们只有从深夜12点到凌晨2点的时间学习编程，当时用的是图强16计算机，但对我们来说足够了。”

  大约半年后，王权维和同事完成了零部件精度细化程序编制，用于数字控制机床控制加工，解决了凸轮角度和长度变化关系的精度要求。“数控下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以缪（1缪=0.001毫米）为单位做加工。成品的凸轮装在程序配电器上，能更好地控制火箭，比人工加工做出的可靠性更高。”

  当年从事运载火箭控制管理系统研制的王权维，依旧记得“长征一号”的每一点轨迹，也能倒背如流一连串数据：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重173千克，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送入了近地点441千米、远地点2368千米、倾角68.44度的椭圆轨道。“东方红一号“卫星在运行28天后（设计寿命为20天）电池耗尽，《东方红》乐曲停止播放，但卫星的轨道寿命并没结束，至今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仍在空间轨道上运行。

  王权维，84岁，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退休职工。1951年8月参加工作，1957年3月于北京工业学院速成班学习后，调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启航天工作生涯。作为分队一员，他参与了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运载工具——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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